西江都市報記者 楊麥 趙洋 龍天傳/文
歷經數百年變遷，“茶船古道”已不僅僅是六堡茶走向世界的一條大走廊，更成為了重要的文明文化傳播古道。在這條古道上，茶文化、商貿文化、碼頭文化、風俗文化……各種跨地域跨領域的文化相互交匯、激烈碰撞，最后融為一體。
時光飛逝，白駒過隙。發達的現代立體交通網絡，讓“茶船古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人們依然關注著，從歷史走向未來的“茶船古道”蘊藏著何等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給沿途地區帶來了怎樣的深遠影響……
茶樓文化廣流行
晨曦初開，梧州城漸漸蘇醒。城里的“老字號”大東大酒家開始迎來一天的繁忙：服務生提著大水壺蝴蝶穿花般奔忙在茶桌之間，茶客們高聲叫喊著“加水”，鐵觀音、普洱、六堡……一壺壺熱騰騰的茶水被端上來，又消失于茶客們的吻喉之間。接下來，太子茶、下午茶、夜茶……一趟趕一趟的茶市接踵而來，直至夜深。
對于上述的熱鬧場景，“老梧州”都不會感到陌生，因為多年來，茶樓文化在梧州始終盛行，梧州人也大多形成了到茶樓“嘆茶”的習慣。據我市作者陸獻強撰寫的《馳名粵桂港澳的大東酒家》一文介紹，大東大酒家前身是1928 年建成的南華酒店，南華酒店開業后“每天顧客盈門，官商、平民宴客都以在此飲茶為榮。”
民國時期的梧州大東大酒家。它的前身是1928年建成的南華酒店，南華酒店開業后每天顧客盈門。（網絡資料圖）
梧州作為“茶船古道”上的一個重要中轉節點，茶樓文化的發展在上世紀初期已非常明顯。學者招蔭庭經過考證認為，清末民初，梧州市區內的茶酒樓就有二三十家。1921 年至1937年上半年，梧州市的茶酒樓達到了60多家。
88歲的劉福生是梧州茶廠創始人之一，上世紀50年代初，他剛轉業到梧州，就被梧州的茶樓文化所吸引。“那時候，酒樓和花艇是梧州茶客喝茶最集中的地方。我記得大東大酒家幾百張茶桌經常坐滿茶客，人們在此呷茶、娛樂、議事、交易等，酒家生意火爆。”時至今日，劉福生仍清楚記得以前梧州茶樓酒家里的熱鬧情景。
如此火暴的茶市不獨梧州特有。在六堡茶輸出的“茶船古道”沿線，茶樓文化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栗香隨筆》中，清人金武祥早就記錄了光緒前期的茶寮狀況，“廣州北門外多墳，彌望皆是，市廛盡處有快閣，為行人茶憩之所……這種簡易的路邊茶寮被稱為‘一厘館’（當時每毫錢于72 厘）”。不久，廣州又出現了“二厘館”，這種茶肆有固定桌凳，除了茶水，還提供點心糕餅。到了后來，為了滿足社會上層的需求，環境設施相對完善的茶居和茶樓又應運而生。茶寮與茶樓兩者在發展過程中互補長短，逐漸合而為一，成為了如今的粵式茶樓。
清朝中晚期，廣東地區路邊的茶寮攤點是勞苦階層飲茶、吃飯和休息的場所。（網友“粵人”提供）
遍地開花的茶樓食肆，拉動了整個西江流域的茶葉消費。《清稗類鈔》中有記，從梧州到廣州，乃至港澳地區，巨大的消費市場吸納著各方茶葉，其中包括六堡茶在內的“廣西青茶”從清朝中期起，就是兩廣地區茶樓必備的一個品種。
迅速發展的茶樓行業拓寬了消費市場，日益壯大的茶葉產業又反推茶樓行業加速發展，兩者相輔相成，互促共進，這使得六堡茶通過“茶船古道”得以參與到了兩廣地區飲茶文化的百年演變之中，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只要稍加留意，我們不難發現，兩廣地區的茶樓文化與“茶船古道”的成型期和成熟期是高度吻合的，兩者都在清朝中后期完成定型，然后進入發展的高峰期。
上世紀90年代，港澳地區仍有茶客喜歡到當地的老式茶樓喝茶聊天。（網友“品味者提供”）
“珠三角、香港和澳門地區茶樓文化的興旺發達，與六堡茶產銷兩旺以及‘茶船古道’的運輸保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一直較為關注發掘“茶船古道”歷史意義的梧州中茶茶業公司副總經理蔡一鳴說。
精神紐帶連南洋
“廣豐匯”茶行是六堡茶在馬來西亞的一個經銷商。（梧州中茶茶業公司提供）
馬來西亞茶人黃錦照對六堡茶懷有別樣的情愫，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從事六堡茶的推廣和銷售工作。2012 年4 月，他曾專門造訪梧州，“尋根探源”六堡茶的文化和歷史淵源。
“家人特別喜歡喝六堡茶，六堡茶伴隨著我長大，我小時候，爺爺買六堡茶一買就是一大筐，家里人能喝上大半年。我覺得，生活的滋味，在每日一杯的六堡茶中感觸最深。”當時，他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還專門說到馬來西亞華人對于六堡茶的喜愛，“當地華人認為六堡茶具有獨特的藥療功效，所以當地的一些中藥店也將六堡茶作為藥材賣。如今，六堡茶已成為馬來西亞華人消費和收藏的寵兒。吉隆坡有50 多家茶行，大部分有六堡茶銷售。”
作為茶葉的運輸水道，“茶船古道”在中國茶葉運銷史上極其獨特，而對于我國桂、粵、港、澳等地以及東南亞地區而言，這條水上貿易通道所帶來的影響更為深遠。在梧州學院中文系副教授、長期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研究方向的何華湘看來，“茶船古道”支撐著民生發展，孕育著城市繁榮，溝通著不同地域的多元文明，滋養著海內外無數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家園。
“在水文化、茶文化的浸潤下，‘茶船古道’更似一條和平紐帶，默默地創造出財富，延續著希望，聯結了鄉愁，承載起珠江水系人民和東南亞僑胞的共同記憶。”何華湘說，從合口碼頭裝船、駛過大江小河、甚至漂洋過海去到異邦的六堡茶，既可為窮人解煩渴，也可助富人添風雅；既是清心之佳飲，也是救急之驗方，甚至是游子們排遣思鄉之情的良藥。
一直關注六堡茶歷史文化的梧州茶廠黨委書記何志強也認為，中國通過“茶船古道”向南洋輸出勞務的同時，也輸出了六堡茶。“可以這么說，大約100 多年前，六堡茶就是南洋華工生命中的伴侶，特別是在馬來西亞錫礦區，它是礦工和礦老板祛暑保健的必備飲品。”
據1931年匯編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統計科資料》記述，進入上世紀初期，廣東海關每年輸出茶葉都超過1 萬噸，當中很大一部分是輸出到南洋和北美地區的六堡茶，而外輸華工隨身所帶離岸的六堡茶更是難以統計。
據1951年出版的《中國茶訊》記載，“除在穗港銷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銷南洋怡保及吉隆坡一帶。五堡茶多銷南洋大埠……它的消費對象，大部分為工人階級，尤其是南洋一帶的礦工，酷愛飲用六堡茶。”5 月19日晚，梧州茶商蘇召華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提到，其祖父蘇柏剛在六堡鎮經營“盛源”茶莊，“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盛源’茶莊主要向南洋的茶莊供應六堡茶，賣的幾乎都是‘礦工茶’”。
馬來西亞資深茶人趙美玲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曾經詳細解釋了南洋礦工喜愛六堡茶的個中原因。她說，南洋地區氣候炎熱濕潤，錫礦里的工人經常頭頂烈日，膝蓋以下長期浸泡在水里，容易中暑、得風濕病、發瘴氣，工人們發現那些常喝從家鄉帶來的六堡茶的人很少得病，六堡茶因此在礦區廣為流行。
直到如今，六堡茶在東南亞地區仍然備受青睞。在百年之間，出口南洋的六堡茶已融入到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各個階層。
《三聯生活周刊》曾經刊發文章，介紹馬來西亞的老字號六堡茶茶行，怡保舊城里的梁瑞生茶行就是其中一家，那里出售的“四瑞”牌六堡茶在大馬地區家喻戶曉。在這家茶行的門口，有一個碩大的木箱，分成兩格，裝的是不同年份的散裝六堡茶。木箱背后是堆砌起來的陶缸，全部填滿了用塑料袋分裝的六堡茶，每個袋子里放一張簡陋的黑白印刷紙，上面醒目寫著“頂舊六堡茶”。“店家之所以要強調‘頂舊’，是因為大馬華人喜歡有陳味和藥味的茶，六堡茶獨特的‘檳榔香’完全符合大馬華人的口味。”趙美玲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對此也作了分析。
《三聯生活周刊》還介紹說，早已結業的陳春蘭茶行曾一度成為大馬地區經營六堡茶最具影響力的茶莊，在大馬各地都設有分號。在陳春蘭茶行的興盛年代，它在怡保的分店每三個月就要進口300 籮筐六堡茶，每筐重量100 斤。當時一個小小的店面都雇了8 個店員，每天業務繁忙，既要批發給當地的酒樓、雜貨店和錫礦場，還要賣給普通市民。
現存當年陳春蘭茶行分銷的“寶蘭”牌六堡茶，其外包裝上標明了茶行的地址、商標，以及出口印章。（梧州中茶茶業公司提供）
歲月流轉，總有一些故事沉淀。透過這些的故事，我們不難窺見，順著“茶船古道”而去，最終遠渡南洋的六堡茶，早已滲入到了當地華人的生活、思緒與血脈當中。
區域交流漸活躍
“茶船古道”為遠方的大城市帶去了茶葉，也為沿線偏遠山區帶來了近代文明的光輝。
“‘茶船古道’是古時六堡鎮乃至梧州與外面世界聯系的橋梁之一。”六堡茶國際交流促進會會長、土生土長的蒼梧六堡人陳伯昌說，在古代，單靠人力肩挑背扛徒步行走，六堡茶不可能穿州過省、漂洋出海。有了“茶船古道”，有了貿易流通，五堡、六堡這些偏遠之地，才與外界有了聯系和溝通。
據陳伯昌介紹，“茶船古道”帶來的變化之一，就是促使了人口的流動和遷徙。“以前在六堡做茶葉生意的基本是眼光獨到的廣東商人，譬如蘇家和鄧家，現在他們的后人還居住在六堡鎮里。”
在六堡鎮九城村，生于1870年前后的陳甫蒼在30歲左右就外出販茶，沿著“茶船古道”跑遍西江沿線的各大碼頭商埠，甚至遠達香港、澳門。在佛山地區，他曾以茶葉為禮，向當地寺院的僧人學習了不少變戲法的技藝。每到年關歲盡，回家過年的陳甫蒼所表演的“舞百戲”（變戲法），以及他講述自己經歷的“古仔”（故事），就成了村里必不可少的傳統保留節目。陳甫蒼的兒子陳成聯今年已81 歲，在憶述父親往事時說，從這些“舞百戲”和“古仔”中，村人對外面的世界有了簡單的認識，同時也產生了美好的憧憬。后來，村里不少的年輕人隨著“茶船古道”走向了外面的大世界。
除了茶葉，廣西與廣東、香港和澳門地區之間的經貿往來也因“茶船古道”而流動不息。陳伯昌說，六堡鎮的茶葉、柴、竹、木、炭，沿著“茶船古道”源源不斷地被運送到珠三角地區，然后輸出到世界各地。而我國沿海地區的日用百貨甚至外國的食鹽、香蕉、布匹等物資，以及經濟發達地區的科技文明火種，也隨著“茶船古道”進入大山，加速了六堡茶區乃至蒼梧縣的文明進程。“以前，我祖父陳普生在九城村開的縫紉店有兩臺德國進口的縫紉機。這兩臺縫紉機就是從國外運到廣州，再通過‘茶船古道’運回九城村的。”
茶葉順著“茶船古道”不斷輸出與交易，讓茶商、茶販也得以走向更加廣闊的地區，眼界大開，并與外界有了更多的聯系。
在上世紀30年代起，蘇召華的祖父蘇柏剛因六堡茶的出口生意，經常往來于南洋地區。即便在上世紀40 年代漫天戰火之中，蘇柏剛依舊乘搭海輪前往馬來西亞洽談生意。蘇柏剛的兒子蘇金潤，在六堡合口街創辦了“三記”茶莊，也不時跟隨父親外出南洋地區洽談生意。
1940年，蘇金潤娶了一名“新加坡媳婦”，并帶回六堡的家中，這段“異國戀情”在當地一時引為佳話。如今提起此事，蘇召華仍津津樂道：“三叔蘇金潤到新加坡談生意，娶了‘三姆’（三嬸）回來。‘三姆’娘家在新加坡也是做生意的，有了這層關系，‘三記’的茶葉生意在南洋就做得更順了。”
1940年，“三記”茶莊老板蘇金潤在澳門迎娶了“新加坡新娘”,之后家族的茶葉生意在南洋越做越順。（記者楊麥 翻拍）
習俗滲透融一體
“茶船古道”不僅促進了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還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沿線居民的日常生活習慣。
六堡茶的種植與輸出，除了滿足“茶船古道”沿線及輻射地區群眾飲茶解渴、怡情的需求，也讓以茶入藥成為了很多地方群眾的習慣。據清代醫家趙學敏所著的《本草綱目拾遺》中記載，自清朝起，廣東東莞民間就有服用脂麻薯油加茶葉煮煎的“研茶”的風俗。晚清小說家吳趼人更在其作品《劫馀灰》中提到，肇慶有一種以黑茶為底，加入廣藿香、蒼術、連翹、厚樸、柴胡、防風等藥材制成的“午時茶”，用于療理外感風寒、內傷食積等癥狀。
鄭映彬，梧州茶廠在廣州的一位經銷商。或許是因為常年經銷六堡茶的原因，他對于珠三角地區以前用六堡茶入藥的這個風俗記憶特別深刻。8月19日，鄭映彬接受記者采訪時，還特意聊起了這個風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曾在珠三角多個城市居住過。我至今還記得，那時廣州、佛山街邊的中藥鋪基本上都會有六堡茶銷售，有人腸胃不好看中醫時，老中醫經常會在方子里加點六堡茶，并建議患者常飲六堡茶。”
在南洋地區，當地一些中藥店至今還將六堡茶作為一種藥材進行銷售。在梧州市蒼梧縣六堡鎮的產茶區，當地人同樣喜歡把“頭層”（最上等）六堡茶和“老茶婆”（霜降后采摘的老茶葉）作為“看家”的藥物。六堡鎮四柳村的老茶農易守成說：“每遇家中老人小孩頭痛發燒、身體不適，村民就會用收藏的‘頭層’六堡茶和‘老茶婆’加入其他藥材，煎成藥茶，給病人服下，經常都能茶到病除。”
在我國南方地區，把茶葉作為重要禮物送贈好友、貴賓，是一種普遍的習俗。茶學泰斗莊晚芳在《飲茶漫談》中談到，兩廣地區的居民認為茶樹只能從種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則就會枯死，因此把茶樹看作一種至性不移之物。因而民間男女訂婚以茶為禮，男子向女方下聘禮叫做“落茶禮”，女子接受男方聘禮叫做“受茶”或“吃茶”，并有“一家女子不吃兩家茶禮”的諺語。這種風俗習慣在“茶船古道”輻射的區域之間相互滲透強化，最終融為一體。
1936年，梧州地區一個新娘在其嫁妝前留影。當時，女子出嫁，茶葉是不可少的陪嫁品。（網友“_18210*”提供）
現在蒼梧縣六堡鎮經營茶莊的老茶人蔣永春，對于當地“落茶禮”風俗如數家珍：“‘下聘’的時候，雞公、豬肉、面條、煙酒、‘茶谷’（由茶芽制成的上等茶葉）要成雙。‘送日子’（女子出嫁）的陪嫁品里面，除了雞公、豬肉、面條、煙酒、‘茶谷’以外，還要有檳榔，所有的東西必須成雙。‘下聘’和‘送日子’能夠送出多少東西，要看家里的財力，但不論財力大小，兩包‘茶谷’是必須要有的。”
如今的“茶船古道”只剩下了昔日的影子，但它作為六堡茶歷史發展、西江水道沿岸城市經濟變遷、我國與東南亞各國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卻不會被磨滅。
“在當今社會，我們更需要將‘茶船古道’當作歷史文化遺產予以理性尊重和保護，盡快搶救與之相關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打撈散佚在口耳之間的個體敘事和集體記憶。”何華湘說。
梧州市委黨校科社教研室副主任吳海也認為，“‘茶船古道’見證了梧州六堡茶產業的發展歷程，對其進行挖掘和研究，對于多視覺探索梧州經濟社會的發展思路具有現實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