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都市報記者 楊麥 趙洋 龍天傳/文
南蘆村雖是一個村莊，但是，位于廣東省江門市杜阮區的它，已經成為了城市外延的一部分。在南蘆村里，98 歲的老人黃用珍已默默度過了30 多年。
在南蘆村，村民們只知道黃用珍退休后就回到村里定居，卻不知道她竟然曾是廣西梧州蒼梧縣六堡鎮“三記”茶莊的老板娘，更不知道，她還有一個獨特的身份——“三記”茶莊老板蘇金潤的“新加坡媳婦”。當年，在黃用珍家族的支持下，蘇家在南洋的茶葉生意得到了發展。
說到這段跨國姻緣，或許人們想到的就是浪漫，但是，7 月7 日，黃用珍向本報記者憶述這段往事時，卻不禁啞然失笑，因為，她與丈夫能夠相識也是為勢所迫。“1939 年，日本（指日軍）打來了，時局很亂，我不得不從新加坡轉到澳門躲避，蘇金潤當時也滯留在澳門。通過親戚介紹，我們兩個認識了。1940 年，我們就在澳門結了婚。”
在歷史長河中，像蘇金潤與黃用珍這樣的烽火姻緣，只是“茶船古道”上的一朵小浪花，但正因為有了無數朵小浪花，“茶船古道”的畫卷才變得豐富而生動起來。
“朝中有人好辦事”
在“茶船古道”發展的歷程中，古道沿線曾經出現過的茶葉世家可謂是星河斗數。65 歲的蔣永春是蒼梧縣六堡鎮的老茶人，他聽爺爺提及過，在清末民初，在六堡鎮里叫得出名號的茶莊就有十多個，如“源盛”“文記”“英記”“永記”等。
“茶船古道”上茶莊的故事若有記錄，流傳至今必然生動無比，可惜隨著時光流逝，許多往事早已堙沒于塵土之中。
所幸，六堡鎮蘇鄧兩個茶葉大家族的故事，在當地茶人以及蘇鄧兩大家族的后人中仍有流傳。在六堡鎮老茶人車進良、蔣永春，以及鄧氏家族后人鄧炳健、鄧炳強、鄧超文、鄧芝、鄧明生，蘇氏家族后人蘇召華等人的憶述中，這兩個家族數十年間的興衰歷程，在六堡茶產業和“茶船古道”發展的歷史大背景下極其精彩，堪比一出歷史大劇。
據鄧炳健、鄧炳強、鄧芝等人稱，鄧家的先祖鄧盛文早在清末光緒年間就已經從廣東郁南老家乘船進入六堡鎮開設“文記”茶莊。但若然沒有鄧盛文弟弟鄧卓藩的出現，“文記”可能只是六堡鎮里眾多籍籍無名的茶莊之一。因為當時經商所信奉的“金科玉律”就是：生意要做大，商人的財力就要和官員的勢力相結合，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
1895 年，鄧卓藩得中武舉，被選為御前侍衛。之后，鄧家的茶葉生意迅速做大，可以說，鄧家的發跡，必然少不了鄧卓藩的庇護。鄧盛文的后代鄧炳強如今已經81 歲，早已移居深圳，但說起先祖的發家往事依然津津樂道：“太叔公（指鄧卓藩）做了御前侍衛以后，我太公（指鄧盛文）做生意就順利多了。‘文記’的船有一次在西江運茶去廣州時被水匪搶了，當地官府立即派兵清剿了搶船的水匪。沿途的水匪路霸知道鄧家的厲害后，凡是鄧家的茶船就沒人再敢動了。后來太叔公當了海南省省長，還在海南島引種六堡茶，可惜沒成功。”
據《（光緒丙申）大清縉紳全書·御前侍衛》記載，鄧卓藩當時以羅定直隸州西寧縣武舉身份，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經過殿試欽點，得授二甲一等，錄為花翎侍衛。而據《中國歷代官職考》記載，光緒年間的御前花翎侍衛，官階為正五品。記者還從《海南省史志》獲悉，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朝廷升崖州為直隸州。
到了民國元年（1912 年）廢直隸州，崖州改為崖縣，行政長官改知州為民政長，后改為知事。1913 年11 月至1919 年5 月期間，鄧卓藩確實是擔任崖縣知事。至于鄧卓藩是否真的曾在海南島引種六堡茶，則無從稽考。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對于鄧卓藩，鄧家子孫是引以為傲的。時至今日，鄧家在廣東封開大灣獅子頭村的宗祠里，鄧卓藩的照片以及他得授花翎侍衛的匾額依然懸掛堂中。
鄧卓藩在清光緒辛卯年（1891 年）留下的照片。（鄧炳健提供）
獅子頭村鄧氏宗祠里保存著的牌匾殘片。（鄧炳健提供）
蘇家興旺遭排擠
與鄧家的“官商”相比，另一個茶葉世家——蘇氏家族的商人氣息就更為濃厚。自1905 年起，蘇家的祖先蘇敬全從廣東新會老家來到梧州開設“建國茶廠”；之后，蘇敬全的兒子蘇柏剛進入六堡開設“源盛”茶莊；到了蘇柏剛兒子這一輩，又開設了“又新”和“三記”茶莊。將近半個世紀的打拼與繁衍，令這個六堡茶世家生意興隆、枝繁葉茂。
可惜樹大招風，蘇家的過于興旺招致當地其他勢力的嫉恨。蘇家的后人蘇召華介紹說，當地的大地主韋卓臣也在六堡鎮里開設有茶莊經營茶葉生意，于是聯合其他茶商首先發難，鼓動全鎮居民抵制蘇柏剛。眾怒難犯，蘇柏剛惟有離開六堡鎮暫避風頭，蘇家的茶葉生意一度陷入低潮。
關于韋卓臣，從歷史文獻的記錄來看可謂劣跡斑斑。據1986 年編修的《六堡鄉史志撰集》中記載，六堡鎮大屋村的地主韋卓臣，“每年地租谷收入有三十二萬斤。放高利貸，利上加利。……韋卓臣還在合口街開設‘恒豐’、‘利東’、‘天成’三間商店與開設‘裕濟銀行’私印鈔票，并勾通合口街的商號，在六堡地區流通使用，基本上控制了整個六堡的經濟，每年牟利白銀一萬多元。并假設‘東進利’、‘西進利’兩個賭場和一間俱樂部，引誘賭徒尋歡作樂，致使不少人傾家蕩產……單賭場抽水一項，每年收入白銀三萬多元。在梧州有一只走梧州至香港的‘安益’號花尾大輪船，每年獲利白銀一萬元。韋卓臣歷任團總，統治六堡、為非作歹，把其村周圍的山場占為己有……每年的竹、木、玉桂（應為肉桂）等收入有白銀一萬多元。”
欺男霸女，放高利貸，還包娼庇賭，從上述歷史記載看，韋卓臣確是罪大惡極。但讓人感興趣的是，這個大地主同樣在六堡鎮里設莊收茶，而且自己擁有一只花尾輪船專走梧州至香港的航線。不過，他在“茶船古道”上的歷史演出，以及與蘇家商戰的詳細劇情，記者雖多方調查，卻還是采訪不到。另外，《六堡鄉史志撰集》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也讓韋卓臣與蘇家的商戰有了更多令人玩味的內容：“到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 年）六堡圩的商業有了較大的發展，經營茶葉、日雜的有二十多間座商……‘元盛’店（即‘源盛茶莊’）的老板（商會會長）為了壟斷茶葉經營，開設“公秤”，規定上市的茶葉和其他土特產要經“公秤”后才能成交，如此從中漁利……為了更大地壟斷土特產市場，控制六堡金融，‘元盛’、‘天盛’（即韋卓臣開設的‘天成’商行）、‘群興’的老板聯合開設‘裕濟’銀行，印刷貨幣，票面為五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種，在六堡范圍流通使用，農民出售土特產品，他們付給這種貨幣，可以到合口街的商店購買商品，如需兌換銀幣，則以這種貨幣到他們自設的‘利群’店換錢臺兌換。
如此，六堡地區的土特產品經營、社會金融全操縱在地方有權勢的窩囊廢和商人手中。當時受剝削壓迫貧困交加的農民也曾起來反抗過……‘元盛’的老板為避過群眾反抗的鋒芒逃跑了。”因此，蘇家被排擠的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繼續考證。
蘇鄧聯姻抗強敵
在與地方勢力的角逐中，蘇鄧兩家都感到壓力，他們深深地感到，惟有強強聯手才能打敗其他“敵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兩個在商場上互為對手的茶葉世家決定共結連理。
蘇召華，如今是在梧州市區經銷茶葉的一個商人，他的父母正是當年蘇鄧兩家聯姻的對象。蘇召華說：“‘英記’茶莊的老板鄧澤才是我的外公，當時蘇鄧兩家都做茶葉生意，他就想和我阿公（這里指祖父）結親家，就讓我阿爸去鄧家選妻。我阿爸選了我阿母（媽媽），蘇鄧兩家就成了親家。”
此后，卷土重來的蘇氏家族與鄧氏家族通過聯姻，穩定了雙方在六堡茶區的茶葉生意。同時兩個家族又通過與“茶船古道”沿線的地方豪族通好聯袂，借助這些豪族的勢力，使得他們從六堡鎮到廣州的茶葉運輸線路得到了保護。鄧炳強和蘇召華都不約而同地提到，由于兩個家族對六堡茶輸出線路的苦心經營，其他茶商在六堡或梧州收購茶葉后，往往也委托蘇鄧兩家的船隊運往廣州，更有一些茶莊直接委托蘇鄧兩家在六堡鎮里收茶。
世事如戲。如今風華流盡，兩個茶葉世家在長達半個世紀之間，衍生出來的“源盛”“文記”“英記”“新記”“三記”等眾多六堡茶莊字號，都已經消失在六堡茶發展歷史的長河之中。只有在兩個家族眾多后人的口中，以及其他茶人的記憶里，才能知道這兩個家族在“茶船古道”上留下的傳奇故事的零碎片斷。
“我阿公被抵制離開了六堡”
講述人：
蘇召華（52 歲，現在梧州市區經營六堡茶，祖父是“源盛”茶莊老板蘇柏剛）
我太公（指曾祖父）1905 年和其他幾個伙計（生意伙伴）上來梧州開了一家“建國茶廠”，當時這家茶廠就開在“譚謙記”附近。后來，他派我阿公（指祖父）蘇柏剛上六堡鎮收茶，于是我阿公就在六堡里面開了“源盛”茶莊，“源盛”茶莊做好的茶葉從六堡運到廣州以后，交給“廣元泰”等好幾家茶莊。所以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候，“源盛”茶莊的規模很大，做到最大的時候，下街（六堡鎮區的一個地區）那里半條街的店鋪都是我阿公的，上街的樟木根（合口碼頭附近）那里也有幾間店鋪是我阿公的。
解放前，我阿公有四個老婆，他在廣東的江口和都城都開了分店，他在每個分店都安了家。“源盛”茶莊的茶葉從六堡運出來后，到了江口和都城的分店后，廣州的茶商會上來交接，驗收后就換船運下廣州。
“英記”茶莊的老板鄧澤才是我的外公，他有11 個子女，當時蘇鄧兩家都做茶葉生意，他就想和我阿公結親家，就讓我阿爸去選，于是我阿爸就選了我阿母，蘇鄧兩家就成了親家，兩家都滲透到了對方的生活和生意里，兩家就一起收茶外運了。
到了上世紀40 年代初，我阿爸那一輩長大了，阿爺就讓我阿爸繼承了“源盛”，我大伯蘇金培開了一家“又新”茶莊，三叔蘇金潤開了一家“三記”茶莊，蘇家在六堡里面做的茶葉生意更大了。三叔后來去新加坡做生意，還娶了我三姆（即三嬸）回來。
當時，蘇家的茶葉生意做大了，覺得當時的“銀紙”（指鈔票）種類很亂，幣值變化很大。為了確保物價穩定，蘇家自己在六堡鎮里發行“銀紙”，那是一種相當于紙幣的茶票，面值有一元的，又有五角的。茶農擔茶出來賣了以后，可以拿這些茶票回去，以后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憑票到蘇家的茶莊買面值相當的東西，因為當時蘇家的茶莊除了做茶，還經營各種日雜商品的生意。
因為蘇家的茶票在其他店面不能通用，茶農都來蘇家的茶莊賣茶買東西，這就觸犯了當地一些商家的利益，尤其是大屋（當地一個村）那里的大地主韋卓臣，他當時很有勢力，而且在六堡鎮里面也是有茶莊，也自己印“銀紙”（指私鈔）。韋卓臣覺得：我阿公居然在他的地頭（勢力范圍內）發行“銀紙”，把生意都占完了，這還了得？！于是就聯合鎮上其他商家，發動全鎮居民一起抵制我阿公，讓他們不去蘇家的茶莊買東西，又不賣茶葉給蘇家的茶莊，“打倒蘇柏剛”在當時成了一個小小的運動。由于受到抵制，我阿公全家就離開了六堡鎮，直到幾年后風頭過了，才回到六堡里面重新做茶。
1938 年10 月22 日，侵華日軍掃蕩廣州市區，經過一家茶樓。(網友“田豐1052”提供)
民國時期，粵式茶樓中經常茶客滿座，許多茶客一天都泡在茶樓里。(網友“ 天光光”提供)
“我阿翁幫蘇家擔‘銀紙’”
講述人：
蔣永春（65 歲，現在六堡鎮經營茶莊，祖父曾是“源盛”茶莊伙計）
以前我阿翁（指爺爺）蔣觀田是“源盛”茶莊的伙計，幫蘇柏剛做茶。聽我阿翁說，當時蘇柏剛的家人都住在六堡鎮里。
我阿翁曾經提過，他記得最先在六堡街上開茶莊的有廣州茶商上來開的“同盛”、六堡本地人鄧浩賢的阿翁開的“新龍”、廣東九江人開的“利益”、廣東人梁孔開的“公盛”、郁南人鄧盛文開的“文記”、新會人蘇柏剛開的“源盛”、佛山“歐狗”開的“和記”，這些都是清朝光緒宣統年間就有了。然后到了民國以后，又有“文記”的分號“英記”、梁日光開的“隆昌”、“枚六”開的“永記”、韋卓臣開的“天成”、廣東人梁福開的“福記”、六堡本地人李旭琴開的“良記”。到了后來，六堡鎮里開的茶莊越來越多，數都數不清了。
我阿翁當時在“源盛”茶莊做伙計，他說很多茶莊老板雖然住在六堡鎮里，但往往都在外面另外安家，有時候會接上家人一起出去玩。當時這些茶商出去往往都不走水路，因為水路運茶葉、山貨出去的尖頭船太小，裝不了幾個人。他們都是用馬車裝上所有家眷，從六堡到夏郢的那條陸路出去，到了疍家灣再換船下梧州或廣東，有時候遇到水旱，就直接趕馬車從夏郢到梧州了。當時，那些茶商自己經常外出，因為他們要出去做生意，但他們的家眷就很少出去，一年也沒有幾次出去，都是安安分分留在六堡里面讀書、生活。
上世紀40 年代，不僅“源盛”茶莊的生意做得大，六堡里面其他茶莊的生意也做得很大。1944 年，日本仔打到梧州，蒼梧縣政府搬到了六堡里面，我阿翁當時被派去當挑夫，縣政府在當地茶商那里征收的稅錢是用箱子裝的，我阿翁就去擔過。后來蒼梧縣政府被當地的民間武裝圍攻，要遷離六堡。蘇柏剛當時也在六堡鎮，他也跟著縣政府跑，我阿翁和其他幾個伙計就幫他擔著整籮的“銀紙”跟在后面，翻山跑過獅寨那邊。當時那些“銀紙”都用大竹籮來裝，有東銀（一種日本制造的銀圓）、大頭（即“袁大頭”）、花邊、鷹洋（一種墨西哥印制的銀圓）、關金券（法幣）。
解放后，蘇柏剛被定性為資本家，充公的“銀紙”也是一籮一籮的，里面同樣是東銀、大洋、關金券，什么品種都有。
1870 年前后，廣州的茶商對準備出口的茶葉進行品評鑒定（據《鏡頭前的舊中國——約翰·湯姆森游記》）。(網友“廣州二哥”提供)
1870年前后，廣州芳村的茶商稱量茶葉以供出口。(網友“廣州二哥”提供)
1949年3月，廣州沙面河道的西端，大量運貨的小船停泊在這里。(網友“一點又一點”提供)
“我和丈夫是在澳門結婚的”
講述人：
黃用珍（98 歲，現居廣東江門，“三記”茶莊老板蘇金潤之妻）
黃用珍(右)向西江都市報記者憶述當年從新加坡嫁到蒼梧縣六堡鎮的往事。（記者 楊麥/攝）
我是新會人，阿爸是個商人。上世紀30年代，我阿哥讀完初中后就跟我四叔在新加坡做生意，后來還做了律師。于是，我就去新加坡投靠阿哥，在那里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
1939年，日本仔打到江門以后，又打下了新會，當時南洋的時局也很亂，阿哥就讓我先回新會老家避一下風頭。誰知才到澳門，老家就淪陷了，我回不去老家，只能留在了澳門。這個時候，我老公蘇金潤也逃到了澳門。當時我家公蘇柏剛在廣西六堡里面開了家“源盛”茶莊做茶葉和木材生意，蘇金潤幫“源盛”從都城運茶出澳門并賣去南洋。到了澳門，由于當時廣東一帶局勢緊張，日本仔一見中國人就殺，所以蘇柏剛示意我老公先在澳門避一避，暫時不要回新會。當時，我們兩個人都在澳門，又因為都是新會人（蘇金潤的家鄉在今廣東省江門市杜阮區南蘆村，當時隸屬新會），蘇金潤的姑姑和我家的親戚恰好認識，所以就介紹我和蘇金潤認識。1940年，雙方父母做主，我們就在澳門結了婚。
1940年結婚以后，我跟蘇金潤回到六堡鎮做茶，茶莊的名字叫做“蘇三記”，又叫做“三記”，不過當時的店面還比較小。當時，“三記”做的茶，和大伯（經營“又新”茶莊）、二伯（經營“源盛”茶莊）那邊的茶一起運去廣州。我記得，當時有十幾個廣州茶商都入到六堡里面來收茶。
在我們到六堡鎮做茶之前，我家公蘇柏剛做的“源盛”茶莊在六堡鎮里已經比較聞名了。1939年，日本仔打來了，六堡鎮運茶出去的水路慢慢地難走了，“源盛”的生意每況愈下，后來又有人抵制我家公，很快，“源盛”也停業了。
1941年底，六堡要抽壯丁打仗，金潤和我決定回新會老家做“估衣”（即販賣舊衣服）。因為當時正在打仗，大家都很窮，所以都買舊衣服來穿，我們就從新會買進一些舊衣服去廣西賣。由于當時交通工具比較缺乏，從新會走到廣西“估衣”的路途十分遙遠，金潤認為太辛苦，所以又想去香港打工。
時至今日，位于香港的“英記”茶莊總號依然堅持著老式的茶行作派。（網友“花花世界”提供）
到了香港幾個月，金潤都找不到工作，就打算坐船回廣西，誰知遇到了日本仔封路，他被堵在了船上。金潤立即聯系我阿爸，因為我阿爸曾經到過日本神戶做過生意，認識一些日本官員，所以金潤才得以脫身回來。
還有一次是在1943年，金潤和幾個朋友到江門收購“故衣”（即舊衣服），在路上被日本仔抓去當挑夫運彈藥。到了晚上，金潤偷偷跑了出來，但因為身上沒錢，他只好一路幫別人打散工賺錢，慢慢走回六堡。后來，他在一個碼頭當看管員，知道有一條船要運米到龍圩，他就拾了一根拐杖，假裝成工頭，混在工人中間上了船，這才回到了六堡。
1945年，日本投降了，我們又在六堡開了“蘇三記”收茶。剛開始的時候，六堡鎮對外運茶的水路還沒恢復，六堡當地農民的生活水平很低，我們就讓茶農用茶葉換購“故衣”。后來，水路逐漸通了，我們就把集中起來的六堡茶運到廣州去賣。廣州由于抗戰時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茶葉賣，所以我們賣去當地的茶葉都很得價，我們賺了些錢。有了錢，“三記”就專門雇了幾個工人制茶。當時的六堡茶很暢銷，無論哪個等級的六堡茶都全部有客商訂購，一直運到廣州或南洋一帶去賣。
1949年的廣州街頭能看見“英記”茶莊的廣告。(網友“天光光”提供)
此后，我和金潤一起在六堡鎮里做茶。解放后，由于公私合營，茶葉生意轉交給供銷社經營，“三記”也合并到了六堡鎮供銷社里，從此以后，就沒有“蘇三記”了。
“水匪不敢搶鄧家茶船”
講述人：
鄧炳強（81 歲，現住廣東深圳，其父是“英記”茶莊老板鄧澤才）
鄧炳強(左)在接受西江都市報記者采訪。（記者 龍天傳/攝）
我太爺鄧盛文的籍貫在廣東封開大灣獅子頭村，后來到了郁南居住。當時是清朝光緒年間，他們幾兄弟都是“疍家人”。后來我太爺做生意有了點錢，就在獅子頭村里買地起房子，全家上岸居住了。但是，由于是“疍家人”，他們當時還是很受歧視的。
由于聽說六堡里面有茶葉出產，我太爺就在光緒十二年（1886 年）前后坐船上去六堡收茶，當時他的生意還不是做得很大，剛剛入六堡的時候，當地也很偏僻，人口也不是很多。我太爺就在六堡開了一家茶莊叫做“文記”，專門收茶賣茶，后來把家眷也一起接入了六堡鎮。
我的太叔公鄧卓藩是鄧盛文的三弟，從小喜歡習文弄武，光緒二十年（1895 年），他進京趕考，中了乙未科武舉狀元，被選用當上了光緒皇帝身邊的御前花翎侍衛，授予四品官職（實為正五品）。
鄧卓藩當上了御前侍衛以后，我們鄧家的身份就提高了。當時鄧卓藩回鄉省親，坐船從獅子頭村的碼頭上岸，按規矩要給（鄧家）祠堂立旗桿，因為他是武舉，就在碼頭上提起旗桿打橫（即橫著旗桿）走到祠堂前，沿路的人都要避閃，從此，鄧家在當地就有了威信。
因為有了威信，我太公做生意順利多了。他成立“文記”以后，一開始在西江上運茶出去廣州，當時治安還不是很好，有很多水匪路霸，“文記”的運茶船也被水匪搶了一次。御前侍衛家里的船被搶！這事情驚動了當地的官府，官府立即派出官兵去清剿搶船的水匪，被趕盡殺絕的水匪們怕了，于是一傳十、十傳百，沿途的水匪路霸都知道了鄧家的厲害。從此以后，凡是鄧家的茶船，都在船頭插上一面寫著“鄧卓藩”的旗子，見到這面旗子，就沒人再敢動了。
后來，鄧家的后人又分出了幾個茶莊，但都一直和運茶水道沿線有勢力的人家交好，甚至結為親家。所以一直以來，鄧家的茶船沿途都有人照應，航行很安全。其他茶商見到這種情況，在六堡鎮收了茶葉以后，往往也委托鄧家的茶船幫運出去，甚至有的茶莊直接就委托鄧家在六堡里面收茶。到了解放前，我的五姐嫁到了蘇家，再后來，蘇家和我們鄧家又有幾個兒女結了親家，所以鄧家和蘇家在當地就聯合起來一起做茶葉生意了。
鄧卓藩后來一直在京當官，由于他和維新派關系很好，走得比較近，所以一直沒有得到朝廷重用。后來，他被派去海南島當省長（實為知事），還曾經引種六堡茶到海南島上試種，可惜沒有成功。 | 
